像往常一樣，李競也和其他候車人一道擠上了這輛365.在離唐家嶺車站站臺大概三四百米的地方，有一溜兒鐵皮架子搭建的平房，靠邊的一間就是李競跟另外一名室友的住處。房間里有張簡陋的床，床上鋪著四年前剛入大學時發的被褥，還有一個臉盆，一只破皮箱和幾捆舍不得丟棄的書。
李競是中國農業大學02級的畢業生，由于考研失敗，又耽誤了找工作的好時機，畢業以后，就在唐家嶺找了間月租300元的房子安頓下來。
在北京，像唐家嶺、小月河等城鄉接合部或近郊農村，居住著許多像李競這樣的大學畢業生。他們的年齡集中在22～29歲，受過高等教育，但平均月收入低于2000元，主要從事保險推銷、餐飲服務等臨時性工作。
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廉思歷時2年，深入唐家嶺等地，經過大量的個案調研與數據分析，將這群人的生存狀態撰寫成專著《蟻族——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》。該書于2009年9月出版發行，除得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部長丁寧寧的推薦外，還吸引了諸如《北京青年報》、《文匯報》、《華商報》等大批媒體的關注。近日，關于“蟻族”的研究已被正式列為國家級課題。
之所以稱這群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為“蟻族”，原因就在于他們的個體雖然猶如螞蟻般“弱小”，但聚集起來的力量卻很大。作為此次研究課題的負責人，廉思告訴《北京科技報》，兩年間，調研團隊對北京市海淀區、昌平區的東北旺、西北旺、二里莊小月河、沙河鎮、肖家河等鄉鎮的七個“聚居村”發放了563份調查問卷，對“蟻族”的工作、學習、婚戀、業余生活、網絡行為等進行了基本分析。最后得出的調查結論為：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條件差，缺乏社會保障，思想情緒波動大，主要靠互聯網宣泄。
廉思告訴記者，大學畢業生“聚居村”指的是一定行政轄區范圍內，出租屋相對集中，且房屋出租對象主要為剛畢業大學生的聚居區域。那里大多條件簡陋，各種無照經營的小餐館、小發廊、小診所、小網吧層出不窮。
拿聚居人數較多的沙河鎮為例，該村農業轉制基地于2006年10月建設完畢，有大量房屋，主要建筑面積為20平方米，一室帶廚房、廁所，建成后便在互聯網上發布出租屋信息，房租約為200元/月。而居住在這里的“蟻族”人數，僅北京地區保守估計就有10萬以上。此外，上海、武漢、廣州、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大規模存在這一群體。
從社會層面看，北京聚居村的形成始于2003年我國首批擴招大學生畢業。當時形成巨大的就業高峰，此后畢業生人數更是年年劇增。據中國社科院《社會藍皮書》統計，2009年大學畢業生的人數在2008年599萬的基礎上，又增加了50萬左右，導致人才市場供大于求。
此外，大學專業設置和市場需求脫節，相比來說，一些接受職業教育的人反倒比大學生更容易找到好工作。比如，在黑龍江一所高校讀國際貿易的朱明，2005年畢業后來到北京打拼。可他的專業很難找到對口工作，幾經周折，不得不轉行做了營銷策劃。營銷類的工作，雖然沒有專業要求和學校歧視，但競爭激烈，待遇微薄，不得已只好住在聚居村。與此同時，大城市的吸引力也加劇了聚居村的壯大。根據調查，生活在其中的大學畢業生，有近半數人選擇留下的原因，是他們認為北京的工作機會多，城市環境優越。
而從客觀條件來看，廉思說，北京低收入大學畢業生聚居村雖然多遠離市中心，但交通頗為便利。拿唐家嶺、小月河來說，那里有很多公交車可以直通市內，雖然車況擁擠，但路線便捷。
其次，聚居村的房租很便宜，相比于北京中心地帶動輒兩三千塊錢元的費用，聚居村每月只要兩三百元的租金，這無疑是一個很大的誘惑。根據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，除了生理、安全需求以外，人們接下來最重視的即為歸屬感。對于獨自闖蕩社會的大學畢業生而言，在遠離師友親朋的環境中，與年齡相仿、經歷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，可以獲取更多的安全感。從調查的結果來看，有高達74.8%的受訪者最不滿意的是自己的經濟收入狀況，而最滿意的就是自己的人際關系。
眼下，這些聚居村在壯大的過程中，也逐漸顯現出另一個趨勢——一些月薪相對較高的大學畢業生寧愿舍棄繁華的居住區，搬到這里來居住。
比如黃瓊，2004年，她從南京一所重點大學的英語系畢業，來到北京。目前，她在一家國際會展公司工作，月薪4000多元。剛到北京時，她的家人不放心她一個人租房子，就聯系了北京的親戚，黃瓊很快就住進了免費的房子。
“跟小月河學生公寓比起來，那套房子簡直就是豪宅，裝修得特別好。可是，那種孤單讓我受不了，原來南京的同學大多在杭州、上海工作，在北京我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朋友。一到周末，我就買一堆吃的，在家看兩天電視，人都快憋傻了。”黃瓊說。一個偶然的機會，有朋友給黃瓊推薦了小月河的“大學生村落”，她毫不猶豫就租了個床位，住了進來。
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員韓布新告訴記者，剛畢業的大學生對自己的定位尚不夠準確，在適應社會的過程中很容易遭遇挫折，并可能因此產生諸如焦慮、抑郁、敵對感等心理問題。
廉思表示，課題組發現“蟻族”們大多有自己的夢想，比如希望在三年內有車，五年內有房等。盡管這些夢想是他們最大的精神支撐，但按目前的情況來看，能夠圓夢并搬離聚居村的人可謂鳳毛麟角。堅守的“蟻族”們，在強迫、抑郁、敵對、人際關系敏感、焦慮、偏執等因子評估上，均分均高于正常成人值。他們中有相當大一部分人參與了網絡群體性事件，比如網絡簽名、網絡聲討、人肉搜索等。這意味著，如果沒有合理的宣泄途徑，“蟻族”有可能通過虛擬環境和現實環境的互動，促成群體性事件的爆發，并將對自身和社會造成負面影響。
對此，韓布新表示，對于80后的一代人來說，他們生活的時代剛好處在社會轉型期，一些常見的社會矛盾比如失業率攀升、城鎮化差別等，貫穿他們的成長經歷。當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令人感覺殘酷，出現相應的消極情緒也是很正常的，亦有可能會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之一。這或許就是國家重視相關課題的主要原因。“除了要靠當事人的自身調節能力外，聚居村所在的當地政府和部門也應該主動關心這一群體的變化趨勢。對出現心理問題的青年，要給予及時的輔導和治療，為他們尋找一個情緒訴求的表達場所。”
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沈杰告訴記者，隨著社會學歷門檻的提高，很多剛剛走出校門的大學生，在社會資源的掌控上，屬于受過高等教育群體中最弱勢、最邊緣的部落。“這一群體的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住宅的選擇，在地域分布上形成一個群體。經過四至五年的打拼，有一批人會分流，但也會有新人陸續加入。”對待“蟻族”的種種問題，沈杰說，提升這群人生存狀態的前提，是我國必須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。比如美國國會于1935年通過立法授權各州政府建立失業保險制度，這項制度涵蓋了97%的勞動者。在多數州中，最長領取失業保險金的期限為26周，如果本州的失業率高于一定水平，期限還可延長。
“長期以來，‘蟻族’是被社會忽略的一個群體。”廉思說：“除了北京以外，將來我們還要繼續研究上海、武漢等地的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群體，讓更多人接觸到他們的喜怒哀樂。”
